黄永玉回忆沈从文:不仅是表叔 也是终生的引路


更新时间: 2019-02-26

  收到黄永玉的作品,沈从文十分欣赏,向友人跟学生推荐黄永玉,渴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,还写下《一个传奇的本事》一文,发表在香港《大陆文艺》上。文章不仅提及黄永玉的创作,还谈及了黄永玉的家世。

  黄永玉的生命密码

  此时,正是作家沈从文重归大众视线之际。

  两个从湘西走出来的常识分子从此建立了精神上的深刻联系。“文革”中下放干校时,沈从文产生了久违的文学创作冲动——借写黄永玉家族再度书写湘西的历史沧桑。沈从文为这部长篇小说写出了第一章《来的是谁?》。

  沈从文赴京,受到郁达夫、徐志摩、胡适等人的关心和援助,最终在京派文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;黄永玉更为流落,辗转江西、上海、香港、台湾,摸爬滚打,终于走上了木刻创作之路。

  《太阳下的景致——沈从文与我》实现于1979年12月,首次刊发于1980年第5期的《花城》杂志。同期《花城》还有两篇对沈从文的文章,一篇是朱光潜的《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作风》,另一篇是黄苗子的《生命之火长明》。三篇文章构成了当期的沈从文专辑。

  生涯把这两代人拴在一根文化的细绳上,两人都在流浪中成长,在漂泊中执着地敲开了文学和艺术殿堂大门。

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" src="" title="材料图:黄永玉接受记者采访。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" /> 资料图:黄永玉接收记者采访。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

  写不尽的故人,写不尽的故乡,便是沈从文跟黄永玉性命密码的起源,而写作,也成为黄永玉唤回沈从文的一种方式。

  1980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古代文学研讨会年会上,会长王瑶在发言中指出:“对一个写过三十多部小说集而且在文体风格上有自己特色的作家,长期不得到咱们应有的重视,确实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弊病,至少是一个薄弱环节。”于是,1980年代发展了一场对作为“文物”的沈从文的“出土”工作,形成了“沈从文热”。

  1979年,该书的中译本在台湾和香港出版,对大陆古代文学研究界发生了影响。

  可惜的是,这第一个章节只是“黄家前传”,此后不了下文。倒是黄永玉在本人90岁高龄时,完成了波及家乡家族的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。

  文/陈晓萍

  《中国消息周刊》2019年第6期

  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,近一个世纪时间里,两家关系非常密切。其中,一个特别重要的起因是,沈从文亲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、相爱的全过程,并在其中表演着一个特殊角色。黄永玉曾说过:“在我的毕生中,表叔沈从文始终占据着颇为主要的位置。三十多年时间里,咱们生活在同一城市,有了更多的往来、倾谈、影响。”

  在早先再版的随笔集《太阳下的风景》中,黄永玉讲述了自己12岁离家,辗转各地学木刻、研习绘画,通过饱览“社会这本读不完的大书”,去体察世态人情、感知人性人心、领略人生风景的故事。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其与沈从文、聂绀弩、华君武等人的往来交加。

  1947年初,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,欲望得到沈从文的领导。叔侄二人在一年前开始通信。此前,除了在黄永玉小时候沈从文返乡时打过一个照面之外,两人从未谋面。

  随笔集最后一篇文章《太阳下的风景——沈从文与我》,记述了黄永玉与沈从文的诸多交往细节。沈从文不仅是他的表叔,也是其终生的引路人,鼓励他实现了离开凤凰小城、回国、摆脱“文革”困境等人生重大改变。

  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是一部有相当影响、也是有相称争议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著述,完成于1961年,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、张天翼、钱钟书、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,将沈从文称作“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宏大的印象主义者”。

  1988年,沈从文逝世,黄永玉写就长文《这些忧郁的碎屑——回忆沈从文表叔》。失去至亲至友的这种痛感,在黄永玉的笔下如斯切实而尖锐。后来,黄永玉回到故乡,在沈从文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,上头写着:“一个士兵,要不战去世沙场,便是回到故乡。”

  “表叔(沈从文)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,背着小小包袱,顺着小河,穿过洞庭,去‘翻阅另一本大书’的。”黄永玉如此描述自己与沈从文亦师亦友的关联。

  声名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  在一个容易标签化的年代,时光的年轮给黄永玉老先生贴上了画坛“老顽童”的标签,而在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洗礼的我看来,如果一定要给黄永玉贴标签的话,最贴切的莫过于“沈从文的表侄”了。